上海滩 “骗薪神话” 的崩塌  第1张
骗薪者徐玲玲,一个职场 “海王”。
最高纪录时,一个月内,她同时入职 28 家公司,和丈夫的月薪超过 60 万元。夫妻俩只花了三年,用骗来的钱在上海宝山买了别墅。
她的一天如此度过:
6 点起床化妆,7 点出门。白天,游走于上海各大写字楼,到不同金融公司打卡签到,或参加新的面试。晚上,穿梭于酒会交际应酬。奔碌的一天往往结束于凌晨,有时半夜 3 点才到家。
三年里,徐玲玲和丈夫入职过 300 多家公司。被警方抓捕时,她还在杭州面试。
我是在一则新闻里看到这些信息的。生活中,年轻人都在讨论工作如何痛苦,内卷、失业、“狗屎工作”,这是当下人们对打工的普遍感受。
—— 然而徐玲玲,在下沉的金融圈如此腾挪,一路风生水起,她是怎么做到的?
我来到上海,找到了破获这起案子的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经侦支队。我一度以为,这只是一个猎奇的个案,是像电影《猫鼠游戏》那样的高智商犯罪。随着采访深入,这起骗局的辐射范围越发壮大,我相继见到听闻过此案的律师,受骗公司的老板,还被拉进一个有 40 个受害成员的 “反职业混底薪联盟” 群。
虽然最终没有见到囹圄之中的徐玲玲本人,一部完整的上海滩金融圈行骗实录,逐渐丰满起来。可是,除了匪夷所思的犯罪手法和受害公司的荒唐遭遇,好像总有一个更大的东西包裹着这一切。
直到我在上海的最后一次采访。那是在陆家嘴金融中心的一座高档写字楼里,距离黄浦江只有 1 公里。江风一吹,都是金钱流逝的声音。
就像有人形容,在华尔街,贪婪可以算是一种义务,而问题出在那些制造贪婪的激励机制上。这句话挪用在此,也不为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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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面过徐玲玲的人还记得,她个头不高,打扮普通,人倒是十分健谈。
陆凡是上海一家影视公司的老板,和徐玲玲第一次会面是在 2022 年 3 月。当时他公司的新电影项目需要融资,急招 12 位销售,希望他们能找来客源、拉来投资,并且不用打卡坐班。徐玲玲是应聘者之一。
如今回忆,陆凡会形容徐玲玲 “油嘴滑舌”。但在当时,无论谈吐表现,还是业务能力,面试官们都认为她非常适合。陆凡问起工作计划,她对答如流,细致地描述了如何制定客户的资产配置方案。
在徐玲玲面试的另一家公司,一位基金经理对她的印象是,“非常有底气”—— 当公司要求一个月做出 500 万的销售成绩,徐玲玲主动加码:500 万太少,我要签 3000 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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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多以后,徐玲玲出现在法治节目《东方 110》上,已经是在看守所里了。她扎着短马尾,面部糊着马赛克,侧对镜头重演如何在面试中反客为主。她自如地吐着 “台词”:
“马云是怎么实现自我价值的?宁可当鸡头,不可当凤尾。我是要跟你共同创业的,没有我,你的格局就那么小。”
为完成对老板们的理论激励,她会抛出杀手锏:
“5 万、10 万你融到什么时候去,我可以帮你融到一个亿。”
一位招聘者坦言:“招销售嘛,文凭和谈吐什么都不是最重要的,无非就是你能给公司带来利润。”
凭借能为公司带来巨额利润的底气,在那个影视业被疫情重击、资金流潺如游丝的早春三月,徐玲玲顺利进入了陆凡的公司。
同批招进来的还有其他 9 名销售,简历上商业银行、信托、资本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经验起步,行头打扮一副 “背景” 过硬的样子:
有人开着 100 万起步的保时捷卡宴来面试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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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有自称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女面试者,穿着正装,一身的 LV 和 Gucci;
还有一个着西装的中年男人,留小分头,自称家里是做生意的。陆凡看他派头十足,挺像个有资源的 “富二代”。
有背景、自带资源,这大概是身为销售最大的职场美德。后来浦东经侦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董裕平向我介绍,这些骗薪者惯用的一招是,提前准备一份所谓的 “高净值客户名单”,面试时向公司老板们 “亮剑”。
这样的名单通常异常详细,包括客户的名字、身份证号码、联系方式,甚至还有 “家里有房子几套、存款多少”。言下之意:我手握 “高净值大鱼”,就看你要不要一起赚钱了。
老板们只能惊鸿一瞥,很难有当场核实的机会,一番宏愿却被似有若无地撩拨起来。
于是陆凡把这批看起来不错的销售招了进来,试用期底薪 8000 元,转正后 15000 元。对方主动提出先不用交社保,“他们说试用期万一过不了,转进转出很麻烦,对自己的征信也不好”。背调也做得很粗放,“学历很多是大专或者三本,我们也懒得去查”。
“我当时想的反正招的人也不多,先试用一个月,我们看一下到底是人是鬼。” 陆凡回忆道。
后来真相还是让他打了寒颤:这批招来的 12 个销售里,11 个都是 “鬼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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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 12 月,上海浦东警方接到报案,一家金融公司称遇到了骗子,说发现有试用期将满的员工,同时也在其他公司上班。
那是徐玲玲的 “同行”,一个叫洪凯的求职者,31 岁。他同样能说会道,有着某大银行工作的光鲜履历,手握不少人脉资源,多是上市公司的 “董监高”,也应聘的销售岗。
后来,洪凯同样在《东方 110》上披露了他的面试秘笈:“我一下子能够讲十几个产品,从一级讲到二级,怎么从 A 轮到 B 轮,到 pre-IPO 上市,我都能讲清楚。行家一张嘴,就知道有没有。”
几乎每位受访对象都会承认,这些人称得上是 “面试高手”。一位受访者更是没好气地说,他们应该开个培训班,给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传授面试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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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快,洪凯带着另外 8 个销售人员以团队形式入职。洪凯的底薪 3 万,外加 20% 的销售提成。公司对他很是倚重,直接将一个 2000 万的融资项目交给他的团队负责。
平日里,他们 9 人不用坐班,只参加例会,其余时间都在外面 “跑客户”—— 至少工作日志是这么写的,“今天见了 10 个客户”,“客户有多少资金”,“资金什么时候到位”。蒙在鼓里的老板总觉得那叫 “希望”,一种让人心甘情愿等一等的美丽东西。
“其实并没什么很复杂的作案手法。” 经侦支队四大队民警黄迪诚对我说,这些销售表面上在 “跑客户”,实则去了下一任公司面试,还能顺手拍张照片给现任公司说,“你看,我在走访这家公司”。
又等了一个多月,洪凯们进一步夯实希望,带回来 20 多位 “客户”。喜迎客户大驾,公司办了一场隆重的产品推介会。老板注意到,那天客户们十分捧场,将会场的果盘、瓜子大把塞进口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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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凡的公司也有过类似经历。
虽然刚招来徐玲玲们就碰上疫情,工资白发了 3 个月,但去年 6 月 8 日复工后,12 位销售相继带投资 “客户” 上门了。客户年龄在 30-60 岁之间,有男有女,大多一口流利的上海话。
他们似乎对陆凡的电影项目很感兴趣,又不会提太多专业问题,有的甚至连项目标的也不关心,爽快地拿走合同,说要投 1000 万。唯有一位瞻前顾后 —— 事后证明,只有他是真客户。
陆凡察觉到不对劲,又鬼使神差地打消了念头。“可能是销售的业务能力比较强,他们自己把投资人搞定了。” 这位影视从业者自我安慰着。
直到某天早晨,他的助理走进办公楼,瞧见一个销售躲在楼梯下,低声训斥一位 “客户”。助理悄悄上楼告诉了陆凡。
陆凡的头脑突然亮堂:可能遇到 “倒江湖的” 了。
而在洪凯就职的公司,虽也看似宾客盈门,三个月试用期过去,该团队实质业绩为 0。说再见的时刻到来了 —— 他们的 “盈利模式” 就是快速滚动迭代,同时骗取多家公司的试用期工资,到期走人。
就在老板打算辞退他们的时候,洪凯的手下误给 HR 发了一张离职证明 —— 他及时撤回了,还是被看得一清二楚 —— 是另一家公司开具的证明,入职时间却和本公司一致。
老板联系上对方公司,双方一碰,原来洪凯他们同时挣两份工资。
不久,陆凡通过朋友拿到一份 “行业黑名单”—— 是一些金融企业私下汇总的 “混底薪” 员工名单。名字一对,公司好几个 “销售” 赫然在列。陆凡这才晓得,徐玲玲和那个梳着小分头的 “富二代” 原来是夫妻,一对 “骗薪伉俪”。
黑名单牵出了更多的受骗公司,也说明徐玲玲伉俪背后,藏匿着一个浩大的 “骗薪江湖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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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警方调查取证时,有的老板大吃一惊,毫无意识原来之前被人骗了。也有较真的老板选择报案,结果骗薪者魔高一丈,闹事、耍赖,还有人为了追讨工资扬言在公司跳楼的。
浦东经侦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董裕平解释说:“企业举证很困难,需要证明他入职的时候,是伪造的简历、学历、客户资源,还要证明他入职以后请的群众演员不是真实的客户,等等。”
苦于没有真凭实据,之前很长一段时间,这类刑事犯罪案件都被装进了普通劳动纠纷的范畴。
徐玲玲的丈夫就被告过 13 次,也打过 13 次劳动仲裁官司,回回胜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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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骗薪者总能胜诉?上海市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钱元昌向我分析:现行《劳动合同法》偏重于保护劳动者,即使应聘者有欺诈手段,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效,但只要上过班,工资还得发。
像掐住猫的后脖颈一样,这些骗薪者拿准了中小企业老板们的软肋:
渴望 “融 1 个亿”;喜欢主动提出 “不交社保” 的员工,能省一笔是一笔;很少严格背调 —— 即便调查,留下的前公司联系人和公章也是假的;怕惹事,怕劳动仲裁的记录上了企业信息系统,留下 “经营风险” 的黑历史……
但这一次,浦东经侦没有放过洪凯这条 “大鱼”。
警员对他们的社保信息做了初步排查,像是找到线头,轻轻一拽,蛛丝马迹浮出来:洪凯在三年里换了二十多家公司,其他人也是如此。往往是洪凯先入职一家公司,过段时间,他的手下跟着入职。
之后,警员们调查了洪凯等人的银行流水:过去两三年里,一共有百余家公司给他发过工资,平均每月十家左右,金额从几千元到 3 万元不等,时长最短的一个月,最长的半年。有时,团队其他人还会将工资收入的 20% 转给洪凯。
直到今年 3 月,警方总共查了七十多个嫌疑人的 2000 多个银行账户。最后,装证据的盘就有 8TB。
—— 这一切,指向某种完美犯罪模型的浮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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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侦支队四大队民警黄迪诚告诉我,上海警方目前发现最早的骗薪案例发生在 2013 年前后。嫌疑人的太太学过设计,包揽了假证制作。他流窜于上海各区,“闷声发大财”。
直到 2018 年左右,“职业骗薪” 初具规模。随着金融行业不够景气,他们又转移到了互联网乃至实体行业,“侵蚀的速度非常快”。
他们甚至发展出一整条 “产业链”,在上游伪造银行流水、简历证书等入职材料,在下游有大把 “群众演员”,扮演高净值客户出席,全方位把戏做足。
到今年,被捕的嫌疑人也将骗薪自诩为 “行业” 了。像徐玲玲这种 “经验丰富”、“能力强” 的,还发展了下线。上线负责分享面试经验,提供机会,伪造材料;下线 “假装工作”,再回馈工资的 20%-50% 给上线。
行业进一步繁衍细分。就连最下游的群演,也有不同的角色和定价。接背调电话的,5 块钱一通;参加产品推介会的,站台费四五十块;出席洽谈合同的,一百块不等。群演大多是五六十岁的退休人士,“赚点菜钱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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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目前,包括徐玲玲夫妇和洪凯在内,上海警方一共抓捕了超过 161 名犯罪嫌疑人,涉案金额超过 1.3 亿元。有经营者向警方诉苦,不单是亏损了二三十万工资,还耽误了产品的销售时机,错失窗口期。
与之对应的,是超乎想象的离奇案情:
一家公司招聘,欲招 80 个销售,实招 80 个骗子 —— 相比之下,遇见 11/12 骗子的陆凡,算不上损失惨重。
还有一个骗薪者,先让女朋友应聘某公司 HR,入职后,再把他和同伙招进去。
陆凡进了一个有 40 人的沪上受骗公司群,听说群里的 “榜一大哥” 被骗了半年多,损失一两百万。
还有的公司已经倒闭了。它们的身影,彻底消失在萧瑟寒冬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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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此,我像是跟着办案的侦探走出了迷宫。可总有一块模糊不清:
这些犯罪嫌疑人,他们到底是谁?
陆凡接触过的 “徐玲玲团伙” 里,有两三个年轻人貌似底层出身,学历有限,像是经过培训的工具人。还有一些人,的确有学识和金融工作经验,看起来和正常从业者没什么不同。陆凡不知道他们究竟哪一步走错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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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到警方来调查,上海某私募合伙人施孝春才得知一个离职员工的确是骗子。他记得那人 “履历很棒”,“专业度很高”,“形象很憨厚”。面试时穿了西装三件套,皮鞋锃光瓦亮,“一看就是外资银行待过的”。
施孝春现在仍然认为,那个骗子应该曾是一个正常的金融从业者,“不是一开始就想着去诈骗的那种”。
在锒铛入狱之前,骗薪者曾和陆凡有过一场集体的 “内心告白”。
那是陆凡拿到 “行业黑名单” 查清一切后,他决定摊牌。
那天,长桌上,每个座位前放了一份打印好的资料,是陆凡从别家公司获取的证据 —— 劳动合同、会议纪要、工作日志,码得整整齐齐。
面对证据,一个 “很会面试” 的 “男同事” 吓哭了。徐玲玲面如死灰,但看不透她心底在想些什么。
那天晚上,陆凡接到好几通骗薪者的电话,无非是拜托老板放过一马。唯有一个女孩的电话让他印象深刻。
那女孩先前来陆凡的公司面试过,最后没有入职。她自述生于 1994 年,留学归来后,赶上 P2P 行业火热,便入行了。拉来亲朋好友一起投钱,结果筹款全打了水漂。她自觉走投无路,成了骗子。
陆凡记得女孩的声音有些颤抖,她低声下气地说自己实在是 “没有办法”。
陆凡私下里打听,女孩家里的确有过那么一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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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方也表示,在已抓获的嫌疑人中,有相当一部分人原来从事 P2P 行业。
2007 年,P2P 进入中国市场,一度成了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标志。高峰时期,全国实际运营的 P2P 机构约有 5000 家。2015 年左右,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下,一些公司相继垮台、爆雷。直到 2020 年 11 月,P2P 行业彻底清零。
施孝春告诉我:“P2P 之后,个人投资者对市场的投资信心受到影响,其他合规类的股票基金、债券基金、股权投资等资产类型公司也出现了波动。”
很难估量其间多少人被殃及,沦为 “金融难民”。
“P2P 爆雷后,一些从业者的客户亏得血本无归,他们变成了徒有经验,却没有任何资源开拓客户的人。” 施孝春说,过去,这些可能是底薪一两万,年薪 50 万往上的人。
经济势头好的时候,“高管”、“94 年海归女孩” 借着时代的光,在高收益的金融业顺风顺水,不惜加大杠杆,在上海背上昂贵的车贷、房贷,以拥有世人眼中符合身份的配置。
当潮水退去,高处的生活何以为继?曾经用来装点门面的一切,立刻变成巨大的负累。更别提那点脆弱的虚荣心了。
“其中一部分人,最早也是两眼充满光和希望的打工人,并不是龙勃罗梭笔下的 born criminal(天生犯罪者),” 接触过骗薪受害者的律师钱元昌说,“但他们最终拿捏了金融销售的漏洞,踏进深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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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孝春最早在银行工作。赶上了金融业枝繁叶茂的阶段,他和同事相继离开铁饭碗,想在金融圈搏一把。2014 年,同行们聚餐,坐满了三桌。酒桌上,一个友人问施孝春,假如客户投来 200 万,他一年能赚多少佣金。
施孝春回答,6000 块。
友人的筷子朝桌上一敲,先比了两根手指,然后四根,看着施孝春的眼睛,说:“我们这儿,24 万。”
谨慎的人心知肚明,收益如此,这类公司的金融产品一定有问题,但那友人却一脸笃定。
“他能不知道这东西是骗吗?”9 月底的上海阴雨连绵,施孝春坐在办公桌前,沏了一杯茶,说,“只不过他有一个侥幸的心态。”
等到 2019 年再聚会,当年的三桌人只能坐一桌了 —— 有人离开了,也有人 “进去了”,包括那个 200 万能提成 24 万的朋友。
我在搜索引擎上查询,金融人应当信奉的第一定律是什么。答案不一而论,“利润最大化”,“时间的价值效应”,“保住本金”。后来,我在一本写华尔街的书《大空头》里找到一句很朴素的答案:要在众人皆醉的时候,保持清醒。
施孝春的办公室位于陆家嘴金融中心。这块占地 31.78 平方公里的区域,容纳了 50 多万金融从业者,区域经济总量超过 6300 亿元。窗外,是一片玻璃大厦的丛林,西装革履的人们行色匆匆。好像轮盘转起来,随便一指,某个门面背后就是数以亿计的生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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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陆家嘴有很多优秀的金融公司,都没有牌面的。因为做理财投资,要看成本和利润。” 施孝春继续说道,“如果把所有的成本都花在了包装上面,势必利润要高,风险也一定会大,对吧?”
这句话也是对骗薪案的映射。施孝春说,金融业向来不拒绝能 “带单入职” 的 “资源咖”、“富二代”。而骗局得以存续的条件之一是,骗薪者借由精美的包装,让老板误以为低本高效地找到了对的人 —— 譬如那个 “可以帮你融到 1 个亿”,还不用交社保的徐玲玲。
“我其实很忙的,” 被抓后,徐玲玲忍不住向警方自证,“我每天早上眼睛睁起来,我就出去面试了,晚上很晚回来,中饭也顾不上吃。”
她确实 “敬业”,怀孕也没停下。她在 A4 纸上记录了自己每个月入职的公司,入职时间、岗位信息、简历资料,一个月一本文件夹,台账明明白白。
勤奋的 “打工人” 不止她一个。一位受骗老板纳闷,招聘刚发出去一二十分钟,就有人投来简历了,还那么对口 —— 骗薪者整日盯着 Boss 直聘等招聘平台,以稳固的频率刷新着页面。到了旺季,“高手” 一天能面试三五家公司。
就像一群在下行扶梯上奋力 “攀登” 的人,误以为只要 “跑得快”,就能逆流而上,抓住幻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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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孝春有时和业内朋友聊天,说自己能坚持到现在不是因为条件多优秀,而是 “胆子小”。
他的笑里透出一些苦涩,又说,“第二是运气好”。他幸运地顺应了潮水的正确流向。
他见过很多自信的金融人,跳槽时没看准,抑或出于某种 “富贵险中求” 的危险心理,进了错误的公司,做了错误的选择。
杯子里的茶叶打着旋儿沉在杯底。如履薄冰。
施孝春咂摸了一口茶水,最后说道:“这一行,一秒天堂,一秒地狱。”
文中陆凡、徐玲玲、洪凯为化名
本文插图均为 AI 绘制
来源:凤凰网 ,作者王之言